民生智库 百年民生路系列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民生保障问题研究 原创 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民生智库 收录于线年是中国百年华诞。百年波澜壮阔，百年风雨兼程。中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100年来，中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顽强拼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作为中国最早专注于公共事务领域的社会研究智库，民生智库以“为社会思考、为国家献策、为人民发声”为己任，组织专家队伍对中国百年民生发展历史开展了专题研究，回顾百年征程，梳理发展脉络，总结基本经验，展望未来趋势，撰写出建党百年民生研究系列报告。今天推出《百年民生路系列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民生保障问题研究》。
民生保障涉及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农民最关心的也是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然的联系到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奋斗目标，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人文指数衡量乡村振兴的成效，体现了乡村振兴目标的科学性，体现了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一致性。民生智库通过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民生保障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共同富裕”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最具可持续性、最能调动其能动性的就是实现就业。农村留守劳动力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其中仅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就有11652万人（2019年）。
农村留守劳动力的就业创业类型分三种：一是创业型，此类群体具有占比少、有头脑、有技术的特点；二是乡内就业型，此类群体具有占比较多、技能有限、收入较低的特点；三是务农型，此类群体具有占比较低、年龄大、无技术、收入低、务农为主闲时打工的特点。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宏观环境，就业机会少、收入低、创业风险大的现实状况，技能水平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现实条件，养老育幼的现实压力，均成为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创业的制约因素。
农村“重医疗轻预防”问题，既表现为需求端的农民“见病施药”，也表现为供给端的医疗机构“重治轻防”。家庭收入水平、医疗保障水平、健康知识储备、公共医疗服务等是影响就医行为的重要的因素。“小病拖，大病挨”是多少年来我国农民医疗行为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一直增长，社会保障方面新农合的建立完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此现状大大改善，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问题也得到一定效果缓解。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努力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但是在农民的思想观念里，依然是不重视预防，小病能抗就抗，大病才去就医，小病拖成大病。造成这种观念没有正真获得根本改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居民医疗负担仍然较重。
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046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7.8%，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240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2%，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比城镇居民高2.4%，但是支出低804元。
供给端方面，公共医疗卫生机构也存在较为普遍的“重治轻防”，由于地方配套政策不够，加之管理松散，基层公共卫生整体功能较弱，从而导致卫生资源、管理体制等与其承担的责任不相适应，基层卫生服务网格组织结构及机构职责依然是“以治疗为中心”，而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而造成公共卫生功能弱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比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比为13.50%。相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率达22.3%，远高于城镇老龄化率。2018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老年人中超1.8亿患有慢性病，患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失能、半失能老人约为四千万。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整个社会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城镇老年人，我国农村老年人呈现出人口数量大，生活品质差，需求较大但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式微，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严重性日渐突出。与此同时，农村养老服务起步晚、发展滞后，养老供给总量偏低，硬件软件均不足，系统的老龄化应对机制尚未形成，具体来说，表现为家庭养老功能的退化，政府养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养老的市场吸引力不足，社会养老（互助养老、社会组织参与等）发展落后。
2020年底，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已然完成。脱贫攻坚是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为标准，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基础要求和核心指标。“两不愁”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脱贫攻坚的扶贫标准属于绝对贫困标准，即生存线，是低水平的。绝对贫困的消除标志着相对贫困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反贫困工作的最新阵地。
相对贫困是指在同一时期，由于不一样的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低于社会认定的某种水平的状况，出发点是人们的收入的比较和差距。相对贫困本质上已经与分配不公、穷人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引起精神痛苦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联系起来，拓宽了贫困的内容。当下，我国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尚不成熟，相对贫困的扶贫标准也尚未制定。
城乡统筹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整合城乡社会保险制度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不够，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仍然有较大差异。
一是保障项目差异，相对于城市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有限，仅限于社会救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住房并未覆盖到；二是整合程度低，目前仅实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特指城镇和乡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和乡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三是城镇和乡村居民社保待遇差别比较大；四是社会保障尚未实现人群全覆盖，目前仅达到“制度全覆盖”，仍然有一部分城镇和乡村居民和灵活就业人员未参加社会保险，其中也以农村户籍人口居多。
可持续性上，一方面制度本身的财务可持续欠佳，社会保险本质上是基于大数法则的原理进行的责任共担、风险共济，社保基金实现自我平衡，但现实的农村社会保险政府补贴和公共财政投入占比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中快速地增长阶段，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压力直接对财政收入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财务可持续性。农村社会保障难以和城镇统筹及可持续不足的问题，与农村地区经济主体缺失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以往承担农村居民保障功能的土地的作用在下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注定要经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才能真正实现。
破除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创业的制约性因素，关乎农民是否增收及增收的可持续性和自身尊严，关乎乡村能否真正振兴，关乎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安排下，一是要发展县域经济，做好县域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根据县域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区域布局等总体筹划，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孵化优秀企业在县域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二是发展第三产业，我国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不足50%， 远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具有不可比拟的创造就业能力，劳动密集型所需劳动技能不高的岗位与农村留守劳动力匹配度很高。
三是加大对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或政企合作的方式引入市场的力量，引导市场开发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项目，增强就业能力。
四是把握留守农民的优势，推动其就地就业，农村劳动者相比城市劳动者的优点是其农业生产技能，因此要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并向农业休闲观光、健康养老、田园综合体等新方向扩展。
针对农民“见病施药”和医疗机构“重治轻防”的问题，要从农民和医疗机构两方共同改进。
农民一端，一方面涉及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涉及预防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上。在观念改变上，要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和宣传实现对疾病的科学认知和健康生活的引导，在预防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同时也要继续推进农村医疗保障事业发展，解除农民后顾之忧。
医疗机构一端，其理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医疗机构的理念上要真正的完成向“防治并重”的转变，树立“大健康”理念，实现“医学”与“预防医学”协同，用理念的转变带动服务的转变，进而实现服务模式转变。实施慢性病防控和健康管理，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总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加强传染病的防控密度和力度。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条件使市场和农村养老不具有“选择亲和性”，因此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
首先，立足现实、规划先行，制定农村养老发展中长期规划，完善农村养老事业的顶层设计，健全农村老龄化应对机制。
其次，建立农村养老服务领域中政府公共财政的长效性投入机制，推进农村养老服务和设施准公共产品化，同时发展集体经济，将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经济主体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资产金额来源之一。
再次，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明确各方职责，让渡政策优惠，特别推进农村互助养老。
最后，营造爱老孝老尊老的社会环境，倡导孝文化的回归，扶助家庭夯实养老职能。
2020年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这并不代表反贫困的终结，以治理相对贫困为目标的新的反贫困任务登上了历史舞台。相对而言，绝对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但是相对贫困是城乡都较为普遍的现象。
因此，新的时期新的背景下，扶贫工作呼吁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系统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确保相对贫困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平等的就业机会。转向相对贫困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客观需要，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针对新时代贫困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构建一个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相对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相对贫困的标准制定、相对贫困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各项政策的整合都是新时期反贫困的重要任务安排，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内容。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大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指出了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是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发展的方向。推进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是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以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为重点，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
二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建立起与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相配套的农村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完善教育、就业、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项目，探索覆盖农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三是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提升农村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推进国有资产划转，发展集体经济，让农村集体经济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筹资，增强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扩大社保资金的投资领域，探索新的投资组合和投资运营方式。
四是发挥商业保险作用，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
原标题：《民生智库 百年民生路系列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民生保障问题研究》